峡江地区最早冶铁业的考古开掘和钻研,怎么判

2019-10-16 10:39 来源:未知

峡江地区早期冶铁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发布时间:2011-10-12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作者:徐 燕点击率:

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根据过去的考古资料,长江流域时代最早的铁器是春秋晚期楚国生产的,早期铁器的出土地点也多在楚地。然而,近年来在峡江地区发现了时代更早的铁器,大约已早到春秋中期,使长江流域的冶铁史大大提前(杨华:《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峡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常出土一些铁器,有的遗址地层中还发现有冶铁遗留下的铁矿渣。这些铁器和铁矿渣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春秋中期,峡江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与青铜器有一个长期共存的使用过程。

方法/步骤

目前所见峡江地区年代最早的铁器出土于宜昌上磨垴遗址第5层,包括1件凹口铁锸T12⑤:1和1件铁铲T11⑤:6,据该层同出的陶器判断,该层的年代大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因此这两件铁器的年代至少可早到春秋中期。另外,该遗址春秋晚期的第4层中还发现有冶铸遗迹,虽已破坏严重,但还发现一些残存的红烧土面,并伴出较多草木灰、炉渣、铜渣、铁渣、红烧土块和陶范碎块等冶铸残迹。第4层的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这些迹象表明,该地不仅在春秋中期就有铁器存在,而且这些铁器很可能就是在本地铸造的,该地存在铸铁作坊。另外,柳林溪遗址也出土有春秋中期的铁器。1981年,在秭归柳林溪遗址中发现铁锸2件,保存完好,其中T3③:37为凹字形,弧形刃,上宽下窄的内凹槽,两侧面为斜形,长9.1、刃宽9厘米。另一件锈蚀严重。与此同出的还有两件陶范,时代可早到春秋中期。两件均为泥质红陶,其中T3H1:9保存完好,为扁形器外范,扁形器的中间有一道凸棱,长9.9、宽5.7、厚3厘米;T3H1:12,为器物外范残片。因该遗址中同时出土有铜器和铁器,所以这些陶范有可能同时用于两种金属器的铸造。

鉴定方法:

由以上两处遗址的情况来看,与铁器同时出土的都是陶范而基本不见石范,这似乎说明峡江地区早期铁器是用陶范铸造而成的。在铁器出现之前,该地在铜器生产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金属冶铸经验,冶金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技术和工艺上为铁器的出现作了很好的奠基作用。因此,早期的铁器生产便直接使用陶范。与石范相比,陶范是后期出现的更先进的冶金工具,使用起来更高效方便。当然,在整个铁器的生产过程中,也不排除陶范和石范同时使用的情况。

从器形之间看,由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方法同夏、商时期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陶范制作,且一器一范,,这样就不能铸造出相同的陶范,所以,在西周时期也是没有完全相同的青铜器造型,如果有,肯定有一件是伪器,或二者皆伪。

除以上两处遗址之外,峡江地区其他商周遗址出土的铁器大多属于春秋战国时期。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对巫山县城西北的龙溪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勘探,在该遗址的第5层堆积中出土了一些铁渣、铜渣,时代为春秋时期。2000年,秭归张家坪遗址出土铁器多达20余件,包括凹口锸、斧、锛、镞、刀、匕首、铁片等,从数量上看,这些铁器以工具类为主,兵器其次。其中,除斧为战国时期以外,其余铁器均为春秋时期。1999年,巫山蓝家寨遗址出土了一批铁器,包括铁钁2、铁锸2和铁镞1,以农业工具为主,兵器较少。与此同出的还有1件残石范,砂岩,呈青灰色,范的一端凿有纵横交错的两个浇注口,背磨成三个转折的平面刻有纵横排列的凹槽,所铸何器不明。这些器物均属于春秋晚期前后。由于该遗址中同时出土有铜器和铁器,所以该石范究竟用于铸造哪种金属还有待探讨,但这些石范的出土至少表明该遗址附近可能存在铸造作坊。1999年巫山麦沱战国墓中出土铁鼎数件。1998年奉节新浦遗址上层出土一批铁器,包括钩、环、斧等,均锈蚀严重,属于东周时期。云阳李家坝遗址东周时期遗存中出土有铁斧、铁锸、铁刮刀等小件铁器。1998年,万州麻柳沱出土了2件铁器,皆锈蚀严重,时代为战国中、晚期。除上述遗址之外,战国时期的绝大多数遗址中均出土有数量不等的铁器。

从纹饰之间看,由于同夏、商时代一样为陶范铸成,一范一器,几乎没有完全相同纹饰或刻痕的青铜器,除了个别用单范铸造成器的有相同的纹饰,不过这样的纹饰在西周时期很少见。

总体来看,峡江地区出土早期铁器遗迹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从铜铁合铸上看,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新材料证明,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中期,这类铜铁合铸器所使用的铁都是陨铁,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人工冶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间推定问题,因为,只要这个时间铆定了,我们才可以知道从商代晚期到什么时候属于陨铁和铜材料结合成器存在的时间?而什么时候又是人工冶铁和铜结合器存在的时间。1990年,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出土了一把玉茎铜芯柄铁剑,为铜铁合铸的典型器物,且是人工冶铁,被称之为“中华第一剑”,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由此我们可以推定,中国历史上铜和陨铁合铸的时代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而人工冶铁与铜合铸成器的时代至迟在西周晚期技术上已经成熟。

第一,峡江地区铁器的出现可早到春秋中期,在长江流域铁器发展史中属于时代较早的。

从铸范种类上看,西周时期除了陶范法冶铸外,也还延续了夏商时期用石范铸造青铜器小件和不复杂器物的传统。由于石范法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工具和武器类青铜器,所以到西周时期石范铸造青铜器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在西周时期绝大多数青铜器的铸造还是采用陶范法铸造,只有极少数的青铜器是用石范铸法铸造,我们在鉴定这一类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时,就要和陶范法铸造青铜器的鉴定要点区分开来,如石范法铸造的青铜器,存在着器形和纹饰之间相同的现象。

第二,峡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铁器数量较多,在墓葬和遗址中的分布又有所区别。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器以铜器为主,主要是礼器或兵器,铁器少见或基本不见。而遗址中出土铁器数量较多,多为小型农具,包括斧、锛、锸等,表明铁器主要作为生产工具使用。

从纹饰上看,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虽然朝代更替了,但统治阶级用礼器统治人们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西周时期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在西周早期仍在使用。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西周中后期,主要流行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可以想象以雷纹为地的青铜器上存在的各种纹饰多是天上的神灵,或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物,因为,它可以在云雷纹之上生活,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云雷纹没有商代普遍,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在西周时期人们崇拜的对象,逐渐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但我们应明白,商代和西周时期虽然在纹饰的种类上不同,但这些纹饰的本质和功能没有变,仍然是为了增强青铜器的神秘性,加强了其礼器的地位。当然,在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进化的过程中,否定掉的许多传统的青铜器纹饰,这些纹饰为什么会被否定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纹饰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不符合礼器神秘性规律了,所以,自然就会被淘汰掉。

第三,从地域分布上看,巫山以东的峡江东部地区出土铁器的遗址点较多,出土铁器的数量也较多。而巫山以西的峡江西部地区则出土铁器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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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时间上看,峡江东部地区出土的铁器时代相对较早,而峡江西部地区较晚。

在峡江地区的金属铸造业中,冶铁业比较发达,主要原因在于该地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与铜矿相比,该地的铁矿储量要丰富得多。湖北、四川两省的铁矿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据1990年的统计资料,已探明的湖北铁矿有127处,其中储量在1~10亿吨的大型铁矿有6处;四川铁矿略多,总数为156处,其中储量在10亿吨以上的特大型铁矿有3处,储量在1~10亿吨的大型铁矿有13处。另据《巴东县志》记载,巴东地区现已查明的矿点有7处,分布在沿渡河至官渡口一带,均属富矿石,品位较高。铁矿储量尤其丰富,已知的产矿地有23处,总储量为32057.27万吨,已探明地点的有黑石板、仙人岩、龙潭坪、瓦屋场、铁厂湾、野花坪等,其中包括大型矿1处和中型矿4处,都是储藏较丰富的铁矿床。据《秭归县志》,在秭归有铁矿床5个、铁矿点5个,其中中型矿床2处,小型矿床3处。这些矿床矿点不仅层位稳定,而且有1~4个矿层,矿体呈层状,具有一定规模。宜昌官庄坪一带的赤铁矿,储量约9000万吨。分布于西陵峡崆岭群和黄陵花岗岩体中的脉状低温热液黄铁矿,储量150万吨,品位较高。万州铁矿现已探明储量为1.43亿吨,在重庆地区铁矿中名列第五。涪陵铁矿为沉积矿床,中、小型矿床8处,矿点27处,储量达7000多万吨。

另外,峡江地区盛产铁的事实也多见于古籍记载。《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该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表明该地盛产铜和铁等金属。东汉时期,政府为控制该地的盐和铁资源,在巴郡设置“盐铁五官”。与铜矿相比,峡江地区的铁矿储量和产量都更丰富,到两晋时期,“近世则川东褶曲山脉中铜矿已空,惟铁产仍甚丰富。”

峡江地区既有如此丰富的铁矿资源,在早期铁器出土时又发现有相关的冶铸遗迹,如铁渣、炉渣的出土,石范、陶范的发现,这些都说明峡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冶铁业。从陶范使用的数量和铁器的出土规模可知,冶铁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发展水平较高。尤其在西陵峡地区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春秋中期铁器和冶铁遗迹,暗示这里可能是我国早期的冶铁中心之一。(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因篇幅所限,文内注释省略)

(《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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